6 月
一通來自院長室的電話，從此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……
蘇友鵬醫師於1949年自臺大醫學院畢業後，便以耳鼻喉科醫生的身分開始執業。1950年，他與多名臺大醫師，因為共組讀書會遭指涉「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案」，被依「參加叛亂之組織」罪名判處十年有期徒刑。
「我被抓的時候，身上有一本魯迅的小說！」西裝外套裡的一本《狂人日記》，成了蘇友鵬被定下叛亂罪的唯一證據。沒有律師，沒有公開審判，這幾位有著大好前程的臺大醫生，頓時成了被遣送綠島的政治犯，離家千里，與社會隔離。而「死亡行軍」四字，意指德文的 “Todes Marsche”，是醫師當年在被銬押往火燒島途中，以德語向同行難友說的話。
綠島的政治犯稱為「新生」，為了「矯正」與「改造」他們的思想，新生們每天都必須上政治課。在政治課以外的時間，由眼科主任胡鑫麟負責，偕同蘇友鵬等數位醫生，成立了「新生訓導處醫務所」，用克難的醫療設備在缺乏資源的綠島行醫，服務的對象從監獄的官兵、新生到綠島居民，只要有醫療需求，這些「階下囚」們一視同仁，自願提供。蘇友鵬醫師於1960年出獄後，同學、學長幫他作保，得以在臺北市鐵路醫院耳鼻喉科擔任醫師。
去年，以白色恐怖作為背景時代的解謎遊戲「返校」正熱，也引起了廣大的討論，有人質疑遊戲情節沒有邏輯，故事中的角色明明沒有買書、賣書、重製書，判十五年會不會太重了些？而蘇醫師就曾這麼說：「我們活在一個荒謬、荒唐的時代！」一場讀書會、一本《狂人日記》，便能定奪一個人的自由甚至生死。這些匪夷所思的情節，在一九五零年代的臺灣不斷上演。
蘇友鵬醫師已於去年離世，一個又一個受難者終其一生等不到他們的公平正義，這些看似已經停演，卻對臺灣社會造成極大影響的歷史，是否能讓我們在這沉重的一課中學到更多呢？
死亡行軍：蘇友鵬醫師的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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