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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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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867年發生羅發號事件以降，臺灣原住民與他國船隻、漁民發生衝突的案例便層出不窮。其中以「牡丹社事件」最為關鍵。事實上，「牡丹社事件」並非字面上表示的單一事件，而是在1871至1874年之間，一連串事件的總合，也是多重國際勢力在臺灣的交互作用。
1871年11月，琉球漁民因遭遇風浪漂流至八瑤灣，遭當地高士佛部落原住民族殺害，此舉成為兩年半後日軍出兵「討伐」的遠因。1874年5月中旬，日軍於社寮登陸後，斷斷續續與臺灣原住民族短兵相接。5月22日，日本陸軍中佐佐久間左馬太帶領一百餘名日軍抵達石門，當地的斯卡羅王國極力抵抗，兩方交戰之下，最終由日軍逆轉情勢取得勝利、牡丹社首領阿祿古父子與其他二十餘名原住民族同胞身亡。不久後的6月1日起，日軍兵分三路發動攻勢，沿途攻擊牡丹社、高士佛社、女仍社等部落，戰事持續了將近一個月，才使得三社原住民族投降、雙方走入協商。
在這四年間，原住民族與他國的協商、溝通，與或激烈或零星的衝突，幾乎橫跨了整個恆春半島，牽動地區並非只是清國與臺灣，更包含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法國等國際勢力。然而，號稱於1683年便將臺灣收歸版圖的大清帝國，卻在一連串的事件中，意欲推諉責任、亟欲撇清關係。相較之下，清國眼中並非國民的「化外生番」，展現了堅決的主體性、生動了拓殖時代的臺灣島，使得臺灣在十九世紀世界史的座標軸上，標上那不可或缺的關鍵一點。
圖：小早川篤四郎繪「石門之戰」(臺灣歷史畫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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