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張哲維
山田東洋 入選 臺展第8~10回,府展第1~2回。
八十年前的臺北街景是什麼樣子?在今日,隨著老照片的出土愈趨豐富,過去的城市景觀已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。然而,除了影像之外,繪畫亦是再現視覺的載體。當我們透過黑白相片望見昔日的同時,也別忘了有一群藝術家們,藉著畫筆來記錄眼前的生活風情──那麼,日治時期的畫家們究竟是如何描繪他們所處的城市風景呢?
於臺北京町(即今日博愛路、永綏街、沅陵街一帶)開設「裝飾與圖案店」[1](類似設計工作室)的山田東洋,便以京町一帶的城市街景畫入選第十回臺展與第一、二回府展。不僅如此,活躍於當時畫壇的山田東洋,也以描繪臺灣街道建築的作品參加白日會展、臺陽美展,[2]可見這位畫家豐富的創作量,以及對於描繪城市景觀的熱衷和喜愛。
不過,山田東洋並非一貫的以城市為題,他在1934年首次入選臺展的作品便是一幅靜物畫(圖1)。這幅畫中央為一盆放置於桌上的花束,開枝散葉的模樣佔了畫面大半。平視的花盆與俯視的桌面兩者間形成不合理的觀看角度關係,且即便透過黑白照片,也能感受到強烈的筆觸與較重的用色,展現了畫家的個人風格。如此的表現手法也延續到1935年的第九回臺展,山田東洋使用粗勁有力的線條描繪芭蕉樹的枝葉,顯目的明暗對比似乎有意強調臺灣的熱帶氣候特質(圖2)。
有趣的是,山田東洋對街景的描繪卻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格。在《公會堂前》(圖3)與《臺銀裏風景》(圖4)兩件作品裡,他一改先前充滿個人特色的豪放筆觸,以細膩的筆法畫下臺北公會堂(今中山堂)前方廣場以及臺灣銀行旁街道(今寶慶路)的景色。經市區改正後的臺北「城內」,舉目所及的皆是代表現代的元素,如路燈、汽車、西式建築等,而如此摩登的街景,正是山田東洋經營的「裝飾與圖案店」步行約十分鐘處。順帶一提,山田東洋更在1938年於公會堂前開設「東洋畫廊」[3],我們可猜想當時的他,大概是在閒暇之時於店舖和畫廊附近散步,信筆畫下眼前的都市風景吧!
先後入選臺、府展的《公會堂前》與《臺銀裏風景》,也不是表面上看來這麼簡單、能以三言兩語草草帶過。若我們仔細觀察,便可以發現到在這兩幅畫中,遠景處同樣地描繪了一棟高樓,而這棟高聳的建築正是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──菊元百貨(圖5)。[4]
菊元百貨於1932年開幕,建築體共七層,有「七重天」之稱,為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高度僅次於總督府的建築物!在當時只要稍稍抬頭,便能看見沒有建築遮蔽的廣闊藍天,但山田東洋卻有意將菊元百貨放入畫面當中,意味著這座建築對他來說有其意義,才會選擇在構圖時以遠景出現菊元百貨的視點來創作這兩件作品。
再看山田東洋入選第二屆府展的《旗日》(圖6),則可能是畫家站在百貨或周遭建築之上望向公會堂的視角。無論是街景漫步,還是登高望遠,山田東洋藉由不同視點,捕捉了所欲描繪的景色,而這些作品中所呈現的,都與他最熟悉的生活環境「京町」,有著緊密的地緣關係。
京町街道的改正,直到1931年才完成,[5]後隨著榮町菊元百貨的開張,以及大和町公會堂的建立,此區在當時可以說是最新潮時髦的地方。山田東洋自何時開始居住於此雖難以考證,不過我們依然能從報紙刊登的內容得知,早自1934年第一次入選臺展,至1939年在東洋畫廊舉辦展覽的這段期間,山田東洋對京町一帶有著至少五年的情感,關係甚為密切。
日本殖民政府帶來的現代化建設,改變了臺灣的地景地貌。清廷設立的臺北城不復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風格的樓房,這些建設看似如「空降」般突如其來、格格不入,但在時間的推進之下,卻也成為臺灣風景的一環。我們從山田東洋的作品中看見了不一樣的城內街景,而畫面裡頭也透露出畫家對生活環境的觀察,和對於不同角度景觀描繪的關注,顯然這一帶的風景,早已融入山田東洋的生命之中。
今日的我們在繁華的高樓大廈間游移,又是否能夠如過去一般,培養出人與都市間的情感呢?
#名單之後005
註釋:
[1] 〈裝飾と圖案店の山田東洋君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(臺北),1934年10月23日,第2版。 [2] 〈教會(白日會展) 山田東洋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1938年3月2日,第6版;〈藥草屋(白日會展) 山田東洋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1940年3月13日,第6版;〈臺灣の祭典(臺陽展) 山田東洋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1937年4月30日,第5版。 [3] 〈山田東洋氏が畫廊を創設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1938年6月24日,第10版。 [4]「水瓶子的城市漫步」網誌(http://trip.writers.idv.tw/2018/06/blog-post_7.html,2019年1月15日點閱。) [5] 王建成譯,〈臺北市京町改建紀實〉,《臺北文獻》,156(臺北:2006.6),頁209-239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