猶記新港雪天歡笑時

明天（11/1）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就要公開發售了。九月奉允晨發行人廖志峰先生之命，答應為《印刻》寫一篇文章，限期限字數，硬在兩個工作中擠出時間來寫。如能從容一點，應該會比較好。今天到郵局將魚兒的照片寄給余師母，才好意思貼出來──詳內文，哈哈。

余先生回憶錄，我已看了前面三篇，非常值得讀。最令我驚訝的是，余先生用非常素樸的文字寫青少歲月體認到的外在世界，卻傳達了很深刻的受想行識。

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

今年三月十日，蘋果電子報有一篇報導〈【專訪】88歲余英時寄語港人：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〉，內中附有香港記者到美國普林斯頓訪問余英時先生的短片。余先生一直很關心香港，報導寫道：轉眼香港回歸20年都過了，學生、抗爭者都因社會運動坐牢了，此時此刻，他認為只得繼續清醒。「許可下盡量反抗，不能有幻想，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，給我們好東西了，給我們自由。」我想香港人，尤其香港的學生、年輕人，在險惡的局勢下，讀來應該特別有感。

讀了這篇報導，腦海浮現的是「不忘初衷」四個字。在「中國崛起」之後，我們年輕時代奉為自由派的大師一一「改宗」之後，感受格外真切。另外，非常有感的是，在短片中看到余師母陳淑平女士還是一樣不怕冷，冬天穿短袖衣服。聽到余師母和余先生熟悉的聲音，尤其是余先生「哈哈哈……」的笑聲，看著室內的布置，想起過去幾次到過普林斯頓余府，知道哪裡是哪裡。

一段影片勾起零零碎碎、跨越時空的記憶。記憶的起頭在美國康乃狄克州新港（New Haven），耶魯大學所在地。1981年九月我和陳弱水出國留學，我到加州史丹佛大學，弱水到耶魯大學，那是他最想去的地方，因為余教授從哈佛大學轉到耶魯大學，他一心想向余教授學習。由於兩校相隔甚遠，我在史丹佛大學讀了一年之後，決定離開該校到新港，美國沒有轉學制度，於是重新申請。很幸運的，過了一年，我進入耶魯大學博士班，指導老師是史景遷（Jonathan Spence）教授。

耶魯和哈佛很不一樣，哈佛很熱鬧，人來人往，耶魯僻居小鎮，不在交通要道上，要特地來才會來的，比較清靜，或冷清──看你從哪個角度來看。余先生當時五十多歲，算是學術生涯的壯年，余師母年紀稍小。耶魯臺灣學生一向不多，歷史系在我們之前，只有鄭培凱、康樂；另有人類學的陳其南。人文學科之外的學生也不多。可能因為人少，反而和老師比較有機會接觸，去過余先生在郊區的住家，吃過師母做的菜，也有幸認識余家二千金。

影片中記者訪問余先生，是大風雪剛過，天氣很冷，余師母穿短袖，讓我想起對余師母的第一印象就是不怕冷。某個冷冬，也許是舊曆年前後，余先生邀請大家到府上作客，西方式的party。怕冷的我，穿著厚毛衣，余師母卻光著腳忙進忙出，廚房地板應該很冰冷才是，記得有問說：「師母，怎麼這麼不怕冷？」忘了師母怎麼回答。當時另一印象深刻的是，師母做muffin（鬆餅）給大家吃，看著師母從烤箱裡拿出整盤鬆餅，很驚訝。那是三十多年前，當時的臺灣幾乎沒有超市，我也沒看過烤箱，店裡才可能買到的糕點，竟然可以在家裡自己做！師母說非常簡單啊，拿出一盒鬆餅材料，說只要按照指示，調一調，放烤箱就可以啊。真的是長知識了，現在大家當然不會覺得有何神奇的地方。

那一天余家二千金都在。那時候大女兒讀耶魯大學，小女兒記得才九歲大。

人生有階段。後來我們知道余先生離開耶魯到普林斯頓之後，好像就很少請學生到家裡作客，王汎森、林富士等學生都沒見過兩位女兒。人生有階段，這也是我後來的深切體驗，1990年代後半，我回臺灣工作時，還會延續在美國、加拿大時在家宴客的作法，有一套可以請十二人的餐具和食譜，分別請過學生、同仁、長輩等，但不知不覺中就無法繼續了。所以，我們算是余師母還有體力和興致請學生到家裡作客時期的學生吧？

剛到新港時，我就聽說余家大女兒也剛上耶魯讀書。那時候，耶魯大學亞裔學生不多，每次看到亞裔學生就會注意一下。有一次，在Woolsey Hall和Beinecke善本書圖書館之間的廣場看到一位女學生，直髮垂耳，容顏給人一種特別沈靜的感覺，彷彿哪裡看過。回家後我告訴弱水，我可能遇到余先生的大女兒。後來見到面，果然就是她。

大女兒有一個很好聽的英文名字，取自才華洋溢的美國女詩人的名字。在此姑隱之，倒是余先生和余師母平常叫她中文小名，很可愛的小名。有一次，不知為什麼，我和弱水坐在余先生的車子後座，余先生途中接大女兒，她坐在副駕駛座，余先生一面開車，一面告訴她，這要這樣，那要那樣，原來是教她開車的一些要訣。那時應該是她開始學開車吧，一幅很美國的親子圖景。這也是難得看到的余先生的日常吧。

那天的家庭party，大女兒還是文文靜靜的，倒是小女兒正是好玩的年紀，要我們和她玩捉迷藏，大家到處躲，所以我也躲到樓上去了──一般作客不會到的地方，很失禮，但樓下沒地方躲啊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在地下一樓一個大約是多功能的空間，小女兒主動要唱歌給我們聽，那時候輕歌劇Evita很紅，演阿根廷總統斐隆夫人艾薇塔（伊娃）的故事，主題曲Don’t cry for me Argentina（阿根廷，別為我哭泣）風靡一時。九歲小女孩引喉高唱Don’t cry for me Argentina，聲音響亮，表情活靈活現，一時把我們都逗笑了。當然，那歌詞其實是有令人悲傷的地方。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少知道阿根廷總統胡安．斐隆，1974年他在總統任內過世，他的第三任妻子繼任總統，最後被軍事政變推翻。艾薇塔是他的第二任妻子，死時才33歲，是傳奇性的存在。

不記得到余先生、余師母家中作客，共有幾次。印象很深的還有一次，是1986年菲律賓「people power」（人民力量）革命成功之後，馬可仕勢力崩解，艾奎諾夫人柯拉蓉當選總統，一時成為風雲人物。我們都很興奮，熱烈討論，自然也談到臺灣，那時還是戒嚴時期（各位讀者，當時沒有人會預知有解嚴之日），賓客中有黨國菁英，不能自由交談。我只記得我暗自希望臺灣也會出現「people power」運動。那時深切感受到，故鄉永遠就在你的心裡。

1987年，余先生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，離開耶魯大學。尚未取得博士學位的弱水還因此在耶魯大學教了一年書。1988年，弱水獲聘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，簡稱UBC）教書，我們於是搬到該大學所在地溫哥華居住。我一面到UBC聽課，一面寫博士論文。第二年，中國發生六四事件，全世界譁然。我們聽說余先生和余師母積極募款幫助在美國的六四相關人士，也提供住處給脫逃出來的人士暫時居住，救援不遺餘力。後來我們到普林斯頓探望余先生和余師母時，余師母和我講了一些具體的細節；她對他們救援的若干特定人物也有一些比較深入的觀察。余師母提及小女兒非常同情六四事件的學生和參與者，自己就做個募款箱，募起款來。我們在余府時，小女兒正在畫一張海報，嘲諷中國當權者，畫了某種動物作比擬，我記得大女兒走過，看了一下，說：「abusive」，至今印象深刻。

我們到加拿大之後，應該有兩次到普林斯頓探訪問余先生和余師母。余先生是非常客氣的人，也很有體恤之心。有一次，他看我們搭灰狗巴士遠道而來，大概疲態盡露，他堅持要我們到兩個女兒的房間休息。兩個女兒共用一個房間，各有一個單人床，是那種有床罩的床，垂吊不少飾物。另外一次，我們必須過夜，余先生堅持我們睡主臥房，也就是說他和師母讓出主臥房，兩人去睡可能比較狹小的客房（沒看過）。因為余先生很堅持，我們只好遵命，但真的感覺很不安。當天晚上，可聽到客房隱隱約約傳來兩人的談話聲，那時候就在想，兩人有這麼多話講，真的是感情很好的夫妻。

這篇回憶文章，其實最想寫的是師母。我不是余先生指導的學生，領域也相差很遠，他的書看過幾本，但無法探其堂奧，這些也輪不到我來寫，倒是很懷念和余師母接觸的往事，也頗有受教之處。有一句俗話說：「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女性」，我不想用這個俗套，首先，余先生成就非凡，但好像很難用「成功」來講，然後，余師母也不是站在背後的人。我成長過程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，不願意把女性當背景。根據我粗淺的認識，余師母個性活潑，思想很有彈性，對事情充滿好奇，也很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張。我認為他們兩人的個性比較像互補，在人情世事上，我想余師母應該提供余先生不少不同的觀看角度。余先生在北美漢學界一直處於核心，余師母參與其間，半世紀以來，不知見識到學界多少滄海桑田？這裡當然有國際形勢的起伏變化，比如，美國從沒有中國留學生到到處都是中國學生；有一陣子幾乎所有他們認識的西方學者都和太太離婚，娶來自中國的女性或女學生。從余師母偶爾和我分享的訊息，也可以看到她有很多「看透」的地方，這些寫出來，大概會被認為是八卦，終我一生應該不會寫出來，但這些具體事物確實幫助我了解人世的許多不為人知的面相。

余師母很能自得其樂。在女兒都不住家裡之後，她常陪余先生參加國際會議，她喜歡歐洲，余先生開會時，她就自己去看博物館、看各種展覽。她平常就喜歡看展覽，送過我看展覽買的圖錄。她也參加普林斯頓當地人（不是華人）組成的讀書會，有一次大家選了鄭念的英文書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（《上海生與死》，1987出版），由師母邀請作者來和大家見面。師母說，鄭念一口就答應，非常親切，主動說不要花錢安排住宿，就住他們家。鄭念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受到整肅，被關六年多，出獄後才知道女兒自殺。這是她唯一的小孩，一生似乎都無法克服這個痛。不過，現在很多人大概都將這些慘極人寰、大不公大不義的事情，當作過眼雲煙吧？鄭念被當成「中國真正的名媛」，或「最後的貴族」來說嘴，人用會流血、會痛的身體和心所流的血，所承受的痛，不過就是個故事。

余師母喜歡看書，看小說，我也間接受惠。大概因為我也喜歡看小說，師母寄來過幾本書給我，書架稍微巡一遍，就有兩本。一本是，英國哲學家兼小說家Iris Murdoch過世後，她的先生John Bayley寫的回憶錄Elegy for Iris（臺譯《輓歌──給我的妻子艾瑞絲》）。另外一本是印度裔女作家Jhumpa Lahiri的短篇小說集Interpreter of Maladies（臺譯《醫生的翻譯員》）。收到書後，我都有看，可惜，因為工作很忙碌，好像都沒「回報」讀書心得。

或許知道我忙碌，後來師母不再寄書來，倒是寄了她家門口小池塘養的鯉魚照片，她對於鯉魚可以在冰下過冬，幾個月不吃東西，雪融後又生蹦活跳的，嘖嘖稱奇。她偶爾會打電話來聊一下，我告訴她，我們家養孔雀魚，很活潑，每一隻都有自己的個性。師母非常好奇，要我也寄照片給她看，但孔雀魚非常小，有些不到一公分半，游得飛快，很難拍照，我是拍了照片，卻一直拖著沒去洗出來──現在洗照片很難啊（藉口無誤）。

最後要講一件受教於師母的事。我回臺灣後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工作。有一年院士會議期間，有幾位院士要將「臺灣史研究所」改為「臺灣研究中心」，我和幾位年輕同仁起而抗拒，理由在此無法詳述，簡單來說，臺灣人一百年來無法學習自己的歷史，怎能將「史」字去掉，變成大雜燴呢？況且，哪有在自己的地方將自己籠統他者化，變成「某某研究」的？我們除了在報紙發聲之外，也「奔走當道」，希望能改變院士們的看法。我當時自動請纓，去遊說余先生，我回報同仁說余先生會支持我們。結果第二天，報紙報導出來，余先生完全站在其他院士那邊。後來，我想，主導此事的某院士和余先生相識三、四十年，而我不過是他的學生的太太，他會選擇聽誰的話呢？過不久，余師母約我到中研院咖啡廳見面，她沒直接提這件事，但我想她是要說這件事，她說（大意如此）：「自己的事情還是要靠自己。」余先生是極端敏感的人，我想他就算沒看到我的反應，也會猜到我很失望，或許他請余師母來說一下，或許就是余師母自己想來提點我，總之，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啟示。我們還是繼續奔走，後來終於擋住改名──改名牽涉到實質的研究方向。不久前，我在電腦中看到我為了此事寫給李遠哲院長的信，有不堪回首之感──若非看到信，真的不復記憶了。不過，也因為此事，我知道奔走請求協助是必要的，不能放棄任何機會，但最終的最終很可能就只有自力救濟一途。人生很多時候，就是孤獨之旅，他力本願是理想，也可能是幻夢。

回到「不忘初衷」。余先生肯認自由民主，無法接受中共統治中國的方式，用「黨天下」一詞刻畫之。這些都不需要我來講，我想講的是，他的同輩學者幾乎都稱讚當代中國去了。余先生本來就不愛熱鬧，有一次余師母在電話中說，他們現在很少出門，因為參加聚會，有人就會說：現在中國挺好的，不像你說的，怎麼不回去看看呢？「不忘初衷」不一定是好事，如果年輕時錯認了一些價值，後來省悟了，有所改變，當然很好，不然，臺灣就沒有改變的可能。不過，余先生年輕時肯認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，他沒有因為其他因素而放棄核心信念，始終如一，讓我很欽佩和感念。

余先生即將出版回憶錄，很多人都等著看。雖然「功成名就」，我想，余先生還是在走一條孤獨的路，他最大的期望應該是能看到一個自由民主、文明有禮的中國，這是世間再多的桂冠和光環都無法相比的。孤獨雖然孤獨，畢竟是自己選擇的路，更何況再怎麼孤獨，就是有一位好伴侶同行。中國文化中說「夫婦以義合」，講得很好。「義」通常相對於「血緣」，又有正確合適之意。

最後，想起余師母的話帶來的體悟。我相信，在追求臺灣成為不退轉的自由民主國家的路上，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者，但以義合，給了我們力量。孤獨是身影，也是意志，眾志終將成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