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名單之後】臺展之外─石川欽一郎與「臺灣水彩畫會」

撰文｜小威

石川欽一郎　審查員　第1~5回臺展

「值得記錄的畫展」、「呈現出臺展所看不到的趣味」、「深受一般大眾所期待」……（註1）

這些發自媒體的讚美之詞，所評論的對象，都是日治時期由民間自力組成的「臺灣水彩畫會」所舉辦的展覽會。

不僅如此，與官方舉辦的臺灣美術展覽會並駕齊驅，從1927年至1936年連續舉辦10年的臺灣水彩畫會展，完全比照臺展，每年都採行對外公募、評審的形式徵選作品，並陸續增設「臺灣水彩畫會賞」、「櫻木賞」…等多種獎項，以鼓勵水彩創作。

此外，每年的畫展，除邀請日本內地重量級水彩畫家提供參考作品寄送來臺展示外，亦擴及邀請歐陸畫家作品來臺展出。1933年第七回展，主辦單位更遠從巴黎運來Hippolyte Flandrin等多位法國畫家的作品在會場展示（註2）。

臺灣水彩畫會是1927年由石川欽一郎主導成立的畫會組織，以推廣水彩畫為主要目的，成員有許多是石川在臺北師範教導過的學生，日人及臺人約居各半。有石川「大弟子」之稱的倪蔣懷，是畫會主要出資者。藍蔭鼎、陳英聲等石川核心弟子，都是畫會主要幹部。

事實上，推展水彩畫，是石川欽一郎終生不渝的志業。

石川在早期透過自學及私淑先輩的方式研習繪畫，屢次入選官展，他積極參與『みづゑ』（水繪）等美術雜誌撰稿，發表許多文章及評論，並參加「日本水彩畫會」的創立，長年以水彩畫家的身份，活躍於日本畫壇。

石川於1907年首度來臺，即大力鼓吹用水彩畫來向世人介紹臺灣的風光佳景，強調水彩畫是既有趣且十分便利的工具（註3）。而臺灣空氣相對潮濕，能保持溫潤，不像在日本顏料較易乾掉，故石川認為臺灣十分適合發展水彩畫（註4）。

1924年，石川欽一郎以美術教師的身份再度來臺，直到1932年退休返日。這段期間，石川不再主導畫會團體等活動，而是大多站在鼓勵的立場從旁輔導。惟有臺灣水彩畫會是此階段石川親身參與其中的畫會組織。他不但名列發起人之首，該畫會的實際領導者，正是石川本人。

據倪蔣懷日記所記載，舉凡畫會發展方針、作品鑑查、獎項設置…等大小會務，都是由石川欽一郎做最後定奪（註5）。並透過石川的人脈，邀請日本水彩畫會成員參展。1932年石川返日定居後，仍持續每年寄送自己的參考作品來臺展出。

眾所周知，石川欽一郎是臺展成立的推手及審查員之一，但臺展西洋畫部一直以來皆以油畫為主流，石川本人在第一回臺展即順應此風向，在提供展出的三件作品中，特別畫了《河畔》、《廈門》兩件油畫參展。

石川並非不知臺展的推行勢將擠壓水彩畫發展空間，但就如同在他羽翼呵護下成長的弟子們，到了1930年代，紛紛離巢振翅高飛，活躍在愈加多元發展的臺灣畫壇上。身為一位播種者與美術良師，石川從不曾停止以各種方式灌溉這片土地。

只是，石川或許預見了臺展的推動，必將加速水彩畫的邊緣化。因此，他在臺展之外，也同時發起籌組臺灣水彩畫會，並鼓勵其學生及水彩畫同好們，繼續努力不懈地推廣水彩畫。

石川的嫡系弟子如倪蔣懷、藍蔭鼎、陳英聲等人，也不負石川的期望，於石川離臺後仍持續勉力發展畫會活動，在資源豐沛的官展之外，硬是撐起一片天。

臺灣水彩畫會舉辦的年度展覽會，每年皆不斷充實展覽內容、建全展覽制度，不只年年都受到好評，被譽為是「眾所公認權威的繪畫團體」（註7），其送件參選件數與入場觀賞人數，亦是逐年激增。也由於參觀人潮愈加眾多，因而自第八回起開始收取入場費。

1936年，臺灣水彩畫會展邁入第十回，招募作品高達300餘件，經嚴格審定入選80餘件水彩畫展出，並加入從日本送來的油畫、版畫、素描等參考作品綜合陳列。在收取入場費的情況下，三天展期內共有七千人觀展，連總督府文教局長島田昌勢也率同各課長前往參觀，創下空前的盛況（註8）。

可惜的是，1937年因中日戰爭爆發，加上畫會主要出資者倪蔣懷健康狀況亮起了紅燈等因素，臺灣水彩畫會終究不敵內外在環境的挑戰，劃上休止符，結束了曾經耀眼的十年畫會活動。

＃名單之後124

註1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3年11月27日、1934 年 11 月 21 日。

註2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3 年 11 月 24 日。

註3 石川欽一郎，〈水彩畫與臺灣風光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8年1月23日，收錄於顏娟英等譯著，《風景心境：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》（臺北市：雄獅，2001），冊上，頁30-31。

註4 石川欽一郎，〈台灣風光的回想〉，《臺灣時報》，1935年6月，收錄於顏娟英等譯著，《風景心境：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》（臺北市：雄獅，2001），冊上，頁54。

註5 參見倪侯德、白雪蘭合譯，〈一位畫家的365天–倪蔣懷日記選錄〉，《藝術行腳-倪蔣懷作品展》，1996年11月，頁118。

註6 鹽月桃甫，〈第一回臺展洋畫概評〉，《臺灣時報》，1927年11月，收錄於顏娟英等譯著，《風景心境：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》（臺北市：雄獅，2001），冊上，頁192-193。

註7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 年 3 月 1 日。

註8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6 年11 月 24 日。

參考資料：